关键先生方星海20年：厘清A股监管职责大改革掌舵者-随便找信息港

关键先生方星海20年：厘清A股监管职责大改革掌舵者

　　今年，资本市场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这是一项闯大关的改革，资本市场要打破核准制，试行注册制，将股票发行的权力交给市场。

　　从去年7月开始，星海开始分管发行。他是这场大改革中的关键先生。

　　前沿君试图通过追寻星海20年来所发表的文章，探寻他的思想轨迹。这位在农村长大、读博、在世界银行、上交所、上海金融办和中财办都工作过的金融高官，他有怎样的思想轨迹？

　　1，回国之初

　　星海回国是在1998年。当时，的互联网泡沫还没有破灭，经济欣欣向荣。中国经济则正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当年两会上，国务院换届，朱老板当选国务院总理。3月24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他承认自己对亚洲金融危机了解不足，“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那只有学习”，所以他说，他每天要看三份香港的报纸，还一份一份看各驻外使馆发回的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电报。

　　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遭遇的第一次外部环境突变的冲击。星海恰好在这个领域非常有发言权。5年前，他通过世界银行的青年专家计划（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进入了世行，负责东南亚的项目。

　　199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Project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一书作者之一是星海。书中介绍称，星海在世行主要负责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管理工作。

　　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星海最早的几篇文章都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第一篇发表在1997年11月15日的《国际金融研究》上，那时星海还没回国，文章是与同样在世行工作过的朱民合写的，星海是第二作者，文章标题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宏观危机和政策危机——泰国金融风暴的因果、教训和预防》。

　　第二篇是在次年1月10日，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文章标题是《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这篇文章是与易先生合写，星海也是第二作者。

　　朱民、易先生都与他合作写文章，显然与星海在世行的工作有关。上述两篇文章将泰国危机和80年代的墨西哥债务危机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认为，两次危机都呈现了从货币危机、宏观危机、银行危机到政策危机的演变过程，进而提出了对中国金融开放的政策建议，如重视经常账户赤字、资本市场开放要渐进有序、金融监管要加强、要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等等。

　　当时中国正准备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在1994年开放经常账户后，准备要放开资本项管制，但在这次危机之后资本项开放步伐明显放缓，至今也没有实现。即使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对金融开放仍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策略。星海当时也许不会想到，自己后来多年都在为金融开放鼓与呼，但当年的这些政策建议恰恰形成了改革的障碍。

　　按照当时的形势，世界银行处于东南亚危机救援的前线，方星海的职位非常重要。而且，他的导师斯蒂格利茨也已经结束了在白宫的任职，来到了世界银行。但是他毅然选择了回国。

　　2001年，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虽然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这一切却与他无关，他不在的主流社会里面。“人存在于社会中，应该对主流社会的发展起到一些作用。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回国。”

　　据许多媒体的报道，周小川的相邀让他决定回来。星海是温州人，在温州市侨办的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这个过程，“1998年，在世行工作了5年的星海收到中国建设银行(6.990, -0.01, -0.14%)行长周小川的一封电子邮件，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工作。行长和星海谈了几次，两人‘很多想法都不谋而合’。”

　　1998年8月，他回国了。这一年，他34岁。在一次接受采访中，他坦诚回国初期并不太顺利，“我在回国的三年中，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是在努力地寻找能够最大限度施展自身才华的位置，尽管浪费宝贵的时间很让人心痛，但在那段时间的摸索中，让我很快补上了了解中国现状这一课。”

　　他回来时，小川已经接任老王担任建设银行行长，老王则被派往广东处理更严重的金融风险。小川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建行和摩根斯坦利的合作一直不顺，中美双方分歧很大。

　　星海后来回忆说，1998年8月，他作为中金公司的中方股东代表，参加该公司的管理工作，“我与其他同仁共同努力，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在较大程度上为中金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过，这只是过渡性的工作，最终中金和摩根斯坦利还是分手了。

　　星海在建行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不良资产。

　　1999年，他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如何处置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文章开宗明义，“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国家银行的不良资产要尽早处理，不能等到银行因不良资产过多发生了危机再处理。否则，银行资产就会遭受重大损失，还有可能引发宏观危机。”文末署名，他的职务是中国建设银行集团协调委员会总经理、博士。

　　在媒体的报道中，星海牵头处理了梅山钢铁公司17亿元的债转股项目。星海通过处理这样的项目，更加熟悉中国国情。不过，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极少谈及处理不良资产的事。

　　那几年，中国金融体系正在朱老板的带领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要的人才也不断被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小川去了证监会，星海也离开了建设银行，到了证监会管辖下的银河证券任职。

　　2000年5月，小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倡导国有独资银行上市，引起了市场热烈的反响。星海那年则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发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上市的几个焦点问题》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周小川的倡导，并且针对上市相关的10个方面焦点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他文章中提的许多建议后来得到了采纳。比如，不把国有银行按地区分拆上市，而是整体上市；赴国外上市，而不是在国内上市等等。

　　虽然回国只有数年，但星海的思考已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领域，他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全面而深刻的思考。2001年9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了犀利的演讲，分析中国金融部门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的大胆的改革建议。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有多方面的合作，培训了很多中国官员。

　　他认为，中国金融部门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政府普遍的控制和干预，控制的原因在于 “政府高层缺乏金融专业知识”。这篇演讲稿《Reconstructing The Micro-Found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ector》（《重建中国金融业的微观基础》）后来被剑桥出版社出版，文章被广泛引用。

　　现在读来，这篇文章仍不过时，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这些基本问题仍没有太大改观，民营化和引进外资工作进展仍然很小。星海在度过职业生涯前三年的徘徊期后，也逐渐进入稳定的状态。他回到了他青年少所在地上海。

　　2，体制优势

　　1977年，13岁的星海进城了，从浙江温州乐清市芙蓉镇前垟村搬到上海，他父亲是一位军人，他和母亲那年来到了上海和父亲团聚。对于早年的农村生活，他说，“农村生活教我淳朴正直，不投机取巧。”

　　星海高中就读于复旦附中，与马骏、哈继铭、胡伟俊等都是高中校友。到2001年，他37岁，又回到青少年成长时代的地方工作。在上海，他工作了12年。

　　在星海到上海的前一年，上海成立了金融工委。2年后，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成立，与金融工委合署办公。上海金融办主任由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吉晓辉兼任，初期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配合处置证券公司的风险。

　　在上交所历练几年之后，2005年，41岁的星海进入了上海市金融办，起初是担任副主任。两年后的4月，原主任吉晓辉调离了，主任一职出现空缺。有媒体报道称，星海能否接任主任职位存在争议，因为他四十出头，“过于年轻”、资历尚浅且过于活跃。

　　到当年7月，他正式接任了主任一职。当年3月，上海市为主要领导发生了变动。从2007年7月到2013年离开，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6年。上海成为了他的舞台。

　　早在2001年7月，星海初到上海之时，就对上海在全球金融业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有自己的思考。

　　他在一篇文章《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写在中国进入WTO之际》中称，“目前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就是把上海建设成中国的金融中心。以后中国经济大发展了，成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那时可再发展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目标有些保守，几年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改变。2006年，星海对伦敦、香港和汉城考察回来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东亚地区的全球金融中心必将在中国产生。”他认为上海应当成为类似于纽约和伦敦一样的全球金融中心，而不是像新加坡或者香港一样的区域金融中心。

　　当年11月27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明确将上海定位于“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之一”。

　　不过，这样的定位引起香港金融界的担忧，一时沪港金融中心之争也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但星海的观点从未改变。他认为，今后全球金融中心要么是上海，要么是香港。但是香港是一个港币市场，不可能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且香港的金融不受中央政府监管。所以，未来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就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