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荒唐,觉得这个政策有点太‘霸王’了”(2)

按照周青的说法，控费后医院的住院病人数量减少了许多。此前他所在的病区除了70余张病床外，还要在走廊加床10～20张。自从控费以后，走廊的病床已经撤走了。“如果多收病人的话，费用就控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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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环节的较量

实际上，国家层面对控费的要求，早在2011年便已提上日程。2011年5月，人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鼓励医保部门探索总额预付支付方式。

2012年，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等新型付费方式。

上述两个政策的背景是医疗费用近十年的高速增长：2003年～2011年间，国内公立医院医疗收入年增速达20％左右。医疗费用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医保覆盖率的提高。2011年，卫生部时任部长陈竺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95％以上。

这次紧急控费的指标压力则直接来源于2016年6月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尽快确定医疗费用增长幅度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各地将医疗费用的年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

贵州省卫计委在2017年10月19日发布的《关于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和过快增长的紧急通知》显示，贵州省2017年185家公立医院1～8月的医疗收入较去年增长了18.05％。

对于贵州省医疗费用的较高增幅，从事医药营销近20年的业内人士刘谦猜测，可能与2016年新农合与城镇医保的合并有关。“合并了，农村这块的（医疗）水平就提高了。像贵州这种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肯定开销会更大的。”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2016年12月出台的《贵州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显示，新农合需在2018年1月1日前完成市级统筹，县级新农合历年结余基金2017年12月底前全部归集市（州）。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称，“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患者支付能力提高，另一方面是医保宽松。贵州在‘两保合一’过程中，新农合转向人社部门，但它的政策文件也没有明确让人社部门尽快接过来，所以我怀疑卫计委是不是在突击花费新农合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