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18 17:41:44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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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高管辞职隐情:不适应万达 听王健林讲话要谈心得

  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给了高群耀发挥空间,“当时我最大的乐子,就是在外企,了解中国的红利。”如今,善于从“栅栏”中看到机遇的高群耀,从在华外企的“价值发现者”变身移动影院创业者。另一场“闯关”加速中。

  “1999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世纪交错,这是黄金般的一年。往前推,一个叫丁磊的宁波电信员工辞职下海,创立网易;留学生张朝阳回国创立搜狐;其间,深圳马化腾,发布了一款叫OICQ的聊天软件;李彦宏回国创立了百度,马云创立阿里巴巴。

  在为日后留下刻度的1999年,外界目光,聚焦到了一个名叫高群耀的人身上,此前,他是欧特克(NASDAQ:ADSK)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当年11月,他接受微软(NASDAQ:MSFT)聘书,成为微软中国总经理。

  这一年,微软在华面临“反盗版”风波,“高管大逃亡”。“上班那天起,门口堵了300多个记者。一拐弯,一个电视台摄像机对着你,央视财经节目。我还跳过窗户,门口出不去了。”在专访中,高群耀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

  历史齿轮继续向前,随着高群耀帮助微软解决完短期问题后,公司在华结构性困局凸显,这在外企颇为常见。表现在,微软大中华区与微软中国区的尴尬关系,重重汇报体制及衍生内耗。2002年3月,高群耀从微软离职。

  2006年,在与新闻集团创始人默多克(Rupert Murdoch)多次会面后,高群耀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NYSE:NWS)担任全球资深副总裁、中国投资与战略发展首席执行官、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负责新闻集团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政府关系、业务运营及投资业务等。

  一定程度上,高群耀在微软、新闻集团等外资巨头的工作,更像是中两种逻辑、价值观的“变压器”、“价值发现者”。“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个时候,就需要种种 ‘条例’来打补丁,有这么多密密麻麻的横向(地区)、纵向(行业)条例,看得明白是一个栅栏,里面充满了机会。看不懂,是一堵水泥墙。当你跳过去,如果成功了,这叫试点,就变成产业了。这就是红利。”高群耀对记者说。

  在2015年,“变压器”电流转换了方向,从外企在华落地变为了中企海外并购。这一年,高群耀加入万达,在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负责万达文化集团海外战略资产的收购和运营,其中包括好莱坞传奇娱乐影业公司、AMC院线(NYSE:AMC)、巴黎欧洲城项目和英国圣汐豪华游艇公司,及万达青岛影视产业园等。“军事化”万达撞上“个性至上”好莱坞,于高群耀而言,一出好戏。

  帮助万达搭建国际院线后的高群耀,不久选择了离开,现在成为了创业者,任移动电影院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移动影院,是风口,亦隐藏种种挑战。

  包括上市院线公司中层、视频平台中层、电影导演在内的多位产业核心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移动院线确有潜力,但关键在于解决内容,特别是头部内容。“这取决于移动电影院与院线、强势片方关系,因为分账制,移动电影院内容成本其实不高,我会尝试在移动电影院上映。”有导演表示。

  另一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移动电影院政策风险依旧存在。善于从“栅栏”中看到机遇的高群耀,另一场“闯关”加速中。

  外企的缝隙

  “假如说画一张表,横坐标是有形资产往无形资产改变,纵坐标是在中国成功的一个业务。你会发现,越往左边靠,越有形的东西,成形的、有体系的、有生产线的,越容易成功,如苹果生产线。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转变,外企在中国的成功就比较牵强了,PC机在中国非常棒,软件就一直没有。再往右边走就变成互联网类的公司,在中国基本没有成功案例。从有形资产往无形资产走的过程中,外企在中国的成功率是大幅度下降的。”有着丰富外企高管经验的高群耀如此向记者总结。

  高群耀的职业生涯,可以解释这一状况。在最近授权出版的自传《创变》中,高群耀详细记录其在多家世界级巨头的“尖峰时刻”。

  1999年,“空降兵”高群耀入局微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他所面临的状况是,微软深陷“亚都案”,中国区高管大批离职。

  高群耀的选择是,重新梳理公司在华业务内部结构,渠道下沉。为了修补各种关系,微软中国请来了中建交关键人士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担任顾问。组合拳下,微软中国实现“软着陆”。

  但微软中国结构性矛盾依旧。微软大中华区与中国区矛盾,始终是微软中国运作的障碍。微软大中华区有三个独立子公司,但大中华区并不负责任何一个地区损益表,更像是监督和传达机构。

  高群耀曾向微软时任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鲍尔默(Steve Ballmer)建言,取消大中华区。“大中华区总裁人在北京,客观上,中国区总裁是唯一报告人,不仅是组织上的无谓重叠和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给上下沟通设置一层人为障碍。”他称。在当时,高群耀要向比尔·盖茨(Bill Gates)汇报业务,得通过十几个环节,包括大中华区、总部在日本的亚太区、国销售部等。同期,通用电气(GE)中国区总裁与最高层交流只需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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