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孟晚舟受点磨难是好的 英雄自古多磨难

　　4月13日，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先生接受美国CNBC独家专访，记者一共问了37个问题。谈到孟晚舟时，任正非表示：“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她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计有可能她将来会当英雄。”

　　同时，对苹果是否有可能使用华为5G基带芯片，任正非做出回应说：华为的5G芯片愿意对苹果开放。

　　以下为采访的纪要：

　　1、问：任先生，您是三十多年之前花了5000美元创办的华为，当时创立华为时，您是怎么想的？对这个公司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当时创立华为的时代背景，其实我们还不太理解中国正在开放改革。因为国家要走向开放改革，其实我们基层老百姓(58.310, 0.63, 1.09%)并不太理解党中央的重要决定，那时面临着党中央不断把中国的军队裁掉，因为当年的中国军队太庞大了，要裁减军队。不止我们不理解，连军队高层领导也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裁掉杂牌部队，保持正规军。结果我们作为杂牌部队首先被裁掉，铁道兵和机械工程兵属于不是打仗的部队，先被裁掉了。裁掉以后，把我们分到各个地方，那时中国开始市场经济，至少沿海在开始市场经济了，已经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从军队过渡到市场经济开放的深圳前沿，我们非常不适应，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就犯错误，因为不知道市场经济怎么做，肯定就做错了。做错以后离开单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懵懵感觉——通信要大发展，我们能不能在通信里面找到机会？因为这个市场大。当时我们认为，做一个小东西总能卖一卖，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城全网的，要连通全世界的，只要它不标准，不可能进入这个网络销售。实际上我们走进了一条残酷的道路，标准很高，公司很小，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当时是极端困难的。

　　我是学建筑的，电子技术是自学的，而且是模拟技术，即模拟的自动控制。当时的模拟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控制方式。当我离开军队走向社会时，已经是186、286、386的电脑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很不适应。所以，我们那时出来以后，需要寻找一种工作机会来养活家庭。因为幼稚，以为这个产业很大，以为我们能赚点钱，进来才知道通信这个产业太残酷了。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总共只有2万多人民币，创办公司时需要缴各种费用，拿到证时已经没钱了。如果我们再退回去做别的东西，我们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来了。

　　2、问：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待过，而且也经历过中国的困难时期（包括大饥荒）。在这段时期，您学到的哪些东西帮助了华为初期的成长，而且塑造了您整个公司管理的理念？

　　任正非：爱立信的CEO曾经问过我，当然，当时我们公司还是“毛毛虫”起步的时候，爱立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公司。过了二十多年后，爱立信的CEO曾问我：“你怎么胆子这么大，敢迈这么高的门槛？”当时通信行业门槛特别高。我告诉他：“因为不知道有门槛，我就迈进来了，迈进来以后才知道门槛高，但是退不出去了。”

　　虽然我经历了中国大饥荒的时期，也经历了大饥荒以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也参加了中国引进法国的大工程。对我来说，有什么人生启迪呢？就是“吃苦”。因为我们在年轻时没有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读一个高学校，我们就是想把肚子吃饱，所以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军以后，我们在东北建设辽阳化纤总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的世界先进设备，自动控制水平很高。当时东北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的房子是很简陋的土坯房，多数房子都漏风。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个战士轮流烧火，如果不轮流烧火，火灭了，可能大家都会冻僵。一边是这样的生活，一边是高度现代化工厂的建设，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兴奋的，毕竟在中国搞文化革命时不重视技术、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的时代，我们碰到一个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要有技术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极端艰苦，工作极端世界先进化，对我人生是有很大锻炼的。

　　同时，那时我们不能检验外国的仪器，中国也买不到检验仪器，我就发明了一个仪器。今天看来这个仪器不算是什么技术创新，但是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小小的不错的发明。正好碰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要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视文化了，我刚好有这样一个发明，就被国家放大成一个大成就，给了我一个较高一点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还没有坐稳，我就遇上了大裁军，全部集体转业，那我又落下来了，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3、问：您刚才提到爱立信的CEO说“华为怎么这么大胆，一下跳到电信产业”，今天华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一路走来，它的发展驱动因素是什么？

　　任正非：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主要是因为家庭贫穷，唯有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做作业，或者找一些报纸的边角纸来解解方程。这种兴趣爱好在文化革命时期，我也通过数学的推演设计了一种仪器，这种仪器后来又被国家高度肯定。作为我人生来说，对科研是有所感觉的，因为我做了小项目。

　　当我们公司走进电信大门时，开始帮人家代售机器，赚点小钱。后来人家不怎么给我们了，我们利用代售机器的经验去做了40门农村交换机，给40个用户能用的交换机。这种交换机可以给酒店、小单位用，从两台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开始做，逐步走上这条路。

　　同时，我在集体转业栽跟头以后，读了大量法律书籍，使我理解了市场是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货物，一个是客户，货物和客户之间交易就是法律。我们不可能拥有客户，只能拥有货物，要懂得法律。我通过自学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货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产生货物。

　　4、问：谈谈您的管理风格。您在面向内部员工进行演讲时，经常会使用一些军用语，包括战斗性语言，这对您来说是一场战役吗？

　　任正非：我讲的是压强原则。坦克可以走过沼泽地，但是在一个很坚韧的地方，针是可以扎进去。我们公司是投资有限、技术有限……样样都有限，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宽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们就像“针”一样，盯死一个地方，针是可以戳进去的。用了这个压强原则，我们把它比喻成攻克一个“城墙口”，几百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千人冲锋对准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这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炸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所以，我们公司很熟悉一个名词，叫做“范弗里特弹药量”，这是美国将军发明的。我们对准这个口“轰炸”，逐渐在一个窄窄的面开始领先西方，这样我们有了市场基础，就有了资金积累；资金积累以后，我们还是不分散，集中对这个“城墙口”进攻，所以我们逐渐在这个窄窄的面上开始领先了市场。

　　其实所有西方公司都这样做，比如微软只做Windows和Office，亚马逊也是，Google也是，Intel也是只做芯片。美国公司不像中国公司一样办很多企业，但是每个企业都不是优秀。美国公司就是一个窄窄的面前进，其实我们是向美国学习。

　　为什么会用一些术语呢？因为术语最简单，让大家明白。如果要解释商业怎么做的行为，没有一些好的名词来形容它，就借用了这些名词。

　　5、问：您这种军事化风格的演讲方式让华为员工充满了干劲呢，还是有时候被军事化的演讲风格所吓到了呢？

　　任正非：我认为，被吓到的人应该也很多，因为我们离职的员工应该有16万人。现在公司总员工数是18万多人，经过华为公司这个门的虚拟人数有30-40万人，实际留下只有18万人。大家为什么能接受？因为要产生粮食、要创造成果，不然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习惯了这些名词，也不存在被吓到的问题。

　　任正非：我们在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国政府缴税。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以上两点。我们在别的国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这两点，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在这个国家缴税。如果我们在170多个国家没有缴纳税收，没有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在那个国家也不会生存下来。主要是这两个原则。

　　我们的财务报表，是由KPMG审计的。至于中国政府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在财务报表上会有反映的，KPMG不会有意识去刻意隐瞒。所以，我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

　　7、问：刚才提到华为会在其他国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现在外界也有批评人士说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强制要求中国的企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要求华为把网络中的数据提供给这些政府，华为会怎么做？

　　任正非：第一，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慕尼黑信息安全会议上表态“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和运营所在国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或收集外国情报”。第二，总理在第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再次明确了这个问题。4月12日，总理在克罗地亚参观“16+1”展览会时，又叮嘱我们员工“网络一定不要装后门”。这应该代表了国家领导人给我们的指示“不准装后门”，所以我们不会去从事这个问题。

　　另外，华为公司也不会轻易接受谁的指示去装后门。在170多个国家中，如果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安装后门的丑闻，可能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销售就萎缩了。销售萎缩以后，大量员工可以辞职走了，剩下我这个不能走的人背负几百亿的债务，怎么偿还？偿还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债，这种日子好过吗？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听谁的指示去安装后门，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

　　8、问：华为能够给华为的客户怎样保证，说客户的数据安全的？

　　任正非：第一，我们经历了三十年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证明它是安全的。未来二三十年，我们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也是安全的。第二，网络是掌握在客户手里，不是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只是提供了组建网络的设备，网络信息在客户手里，不在我手里，我也不需要客户的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们单独提供一个信息这种事情。

　　9、问：任总，您刚才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谈华为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的距离。但是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有时代表华为在进行对外的发声。您觉得这种事情对华为是有用的，还是实际上分散了华为的注意力？

　　任正非：作为一个领导人，感到自己国家有一个好企业，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华为现在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美国政府可以说华为不好，那中国政府也可以说华为好，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过去就没人帮我们说过话。

　　现在中国政府说我们好，我们不一定卖得动产品，但是美国政府说我们不好，反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为好。一百多年来，美国怕过哪个国家、哪家公司美国什么都不怕。美国太强大了，怕一个小公司，别的国家说“你的东西真那么好，让美国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测试了，我们直接下单买吧”，有钱的石油国家就是这样买的，它们有钱。美国帮我们宣传，它们就大量买我们的产品。

　　因此，美国对我们的宣传是正面的，他们到处说华为不好，这么伟大的人物关心这样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问题，那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厉害。

　　10、问：您刚才的意思是说美国害怕华为吗？

　　任正非：不害怕，到处宣传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