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位首富，谁的实力最强？

范蠡

范蠡：精于投机的慈善家

商人、政客、投机家、慈善家、浪漫的文人，这几个标签全都贴在范蠡身上，更有一个大美人西施作陪。范蠡是个幸运的商人，在当时的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在当时商人可以与世家贵族分庭抗礼的时代背景下，范蠡可以毫无顾忌的绘制他的商业蓝图，并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圣祖。

善于“投机”的慈善家

很多商人往往只会没日没夜地想两件事情，一个是商机在哪里，利润在哪里；一个是如何舒服地花掉赚来的钱。但范蠡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层次，你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赚钱，为什么想那么花钱。

范蠡一生中，三次赚到很多钱，又三次仗义疏财，把大部分钱分给乡邻。如此大的气魄。在范蠡眼中，到底会如何看待金钱，实在是个谜。如果没有范蠡三次散财的气魄，那先来看看他是如何赚钱的。

范蠡在当时从事农耕养殖和土产贸易，此外主要经营季节性特产的长途贩运。长途贩运需要协同竞争，找到合作者，赚取两地贸易差价。但是千里迢迢且兵荒马乱，高昂的物流成本和货物风险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

范蠡在市场上找到一个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商人姜子盾，姜子盾常年做麻布贩卖生意，和南北路上的盗匪有“合作关系”。于是范蠡组建了马队，对外宣称，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要求运输麻布，这样，最终货物和马匹安全到达吴越，范蠡赚了一笔钱。

范蠡的商业思想中不乏“投机”之道——待乏，夏天预备皮毛商品，冬天囤积葛麻商品。此时囤积的货品价格低廉，等到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以获取利润。范蠡的另一个商业思想则是强调“货无流，无敢居贵”，所以要将手中的货物资金像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宏观经济论：治大国如烹小鲜

事实上，与范蠡的财富故事和经商理念相媲美的，还有他的经济思想。他在治理国家中领悟的宏观经济学，足以和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一争高下。

在范蠡眼中，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也无非是抓住几个关键点，在合适的时机实行不同的政策。

首先以价格调控的方式促进粮食生产。范蠡认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过低，会损伤种植者的积极性，农民就会荒废土地，全国饥荒。如果粮食的价格过高，就会打击到贩卖者的积极性，工商业者减少贩卖，国家的税收和财政下降。

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中间范围内是最恰当的。为了稳定价格，范蠡认为应该调控供求关系，也就是说以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物价，稳定市场。

范蠡还预见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并且据此来制定应对之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大旱之后可能发生水灾，要及早造船，以免到时应对不暇，水灾之后可能发生旱灾，要及早督促车辆生产。

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范蠡

点评：

范蠡堪称最懂中国文化的大商人。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他说道：“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这其中既包含有先天下之忧的儒家勇气，又有功成身退的道家思想。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这一点。

白圭

白圭：投资界的阴阳师

就像今天有人用周易的原理来炒股一样，几千年前的白圭已经用天文学的规律成功预测农业收成，且收获颇丰。白圭是范蠡之后的又一大富豪，与范蠡一样，他们都做过官，都精通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都重视经济周期的运用，但同时白圭对于商道的兴趣与专研更加深透。

白圭是一个有意思的商人，他在魏国做过官，政绩突出，但也看透了官场而厌恶政治；他一生赚钱无数，自己却过着异常节俭的清苦生活。白圭的人生一大乐事则是如何倒买倒卖的赚钱，他赚钱的一大法宝就是天文、五行生克之术，这个行当也被称为阴阳师。

经商不比治国低贱

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此时商鞅的河南老乡，刚刚14岁的白圭还在洛阳家中读书。商鞅几乎可以看做是历史上最“抑制”商人的一位官员。在商鞅的变法政策中，严禁粮食买卖，而这恰是后来白圭的主营业务。

当时的商业大户从事的多为奢侈品买卖和资源性商品的生产，其中奢侈品买卖的消费者都是有钱人，利润也很高，但是进入门槛也相对比较高。资源型商品的生产，如寡妇清的丹砂开采和炼制等，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

从魏国辞掉官职的白圭，周游列国以后，回到家乡河南，开始从事粮食蚕丝等农副产品的买卖生意。此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鱼龙混杂，有公平买卖正当经营的，还有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甚至也有放高利贷，谋取暴利的。

这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恰好是商鞅对商人厌恶至极的例证。

做农副产品的生意，白圭的做法到现在也值得鉴戒。由于面对的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白圭反对商鞅对商人的歧视，提出了“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经商也是一个正当且高尚的职业，并不比治国低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