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4-15 17:36:17 文章来源:互联网
微博 微信 QQ空间

梁建章狠批人口学权威: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政策改革(2)

  在各种方法中,根据每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最直接,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虽然使用的抽样仅1‰ ,但不受汇总数据利益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是系统性采集,较好地保持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理应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人口数据,其准确性也为“人口小普查“所佐证。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异,存在内部不一致性。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

  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取等环节。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导致5%的偏差,那三个环节就能带来15.8%的偏差。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45,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1.68。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无法排除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

  翟振武还提到,“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时,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这就与教育部、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是生于1972年的70后,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区间里,已是35-38岁,早过了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妇女,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生育率重构的数据,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25,终生孩子数难以超过1.4,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

  三、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 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

  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

  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其实,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但在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 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

  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对出生人口的预测与统计公报数据(万人)
  不实施全面两孩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低预测 中预测 高预测 统计公报
2016 1767 1767 1767 1767 1786
2017 1770 2023 2110 2195 1723
2018 1725 2082 2189 2294 1523
2019 1675 1982 2077 2173 -
2020 1583 1846 1936 2036 -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

  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只是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四、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1.63。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

  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 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仅1.1。

另一视角

换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