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具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提要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具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概要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许多复杂原因。

短期内：

一是疫情期间，商品消费大规模替代服务消费，促进了全球货物贸易和工业生产快速正常化，从需求侧提振了价格;

二是疫情抑制了基本商品的供给能力，供应链的中断从供给端推高了价格。在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已经见顶或即将下跌。

从长远来看：

首先，

近十年来基本商品价格趋势下降，导致投资萎缩和边际制造商退出2016年猪头批发价格行情查询，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下降和供给能力萎缩;

二是随着产业整合，商品市场竞争力下降，寡头垄断结构明显加强;

三是长期价格走势下降，加上疫情影响，明显降低了供需方和贸易商的库存缓冲;

第四，宽松的资本环境降低了持有库存的机会成本，提高了理想的库存水平;

第五，全球碳减排浪潮改变了许多大宗商品的长期供需格局，储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能等技术变革支撑了一些基本商品的长期需求，也影响了市场预期;

第六，中国在一些高排放行业强制减产限制了供应，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此外，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价格对需求变化的弹性增加，需求的小幅增加导致价格大幅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波动中心的上升以及未来不利情况再次急剧上升的可能性需要充分预期和充分准备。

在2015年之前，PPI的变化总是通过预期和成本增加等机制导致CPI的紧密联系和同步上升。

然而，在2016-17年供给侧改革推动PPI大幅上涨的过程中，这种连接和传导链条似乎断裂，其结构性原因仍不清楚，值得深入研究。

我倾向于认为本轮PPI不太可能大幅推高CPI。

最后，在

在政策建议方面，关键首先要尊重市场，勇于让市场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通过政策引导等手段稳定民众的通胀预期。如果通胀面临明显的压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尾部风险，那么通过货币政策行动迅速做出反应。

另一方面，要提高要素流动性，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经济应对内外部冲击的韧性，使企业能够自由便捷地进出市场，使员工的辞职和再就业能够顺利运行，使金融体系能够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及时吸收经济过程中坏账的成本调整。

身体

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焦虑和不安，金融市场参与者正在密切跟踪并试图充分了解和分析其来龙去脉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及时和必要的。

谭从彦博士和徐晓庆先生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翔实的研究，很有启发性。

谭博士全面评估了过去20年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提取了本轮涨价的诸多关键特征，并就下游行业的盈利能力和PPI对未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政策提出了综合建议。陈博士在分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时，强调了市场对供应趋紧的担忧和预期，这无疑是近期市场讨论的亮点之一。

小青的观点一如既往的犀利，他重点从需求层面分析美国住宅部门杠杆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并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未来走势做出清晰预测，坚信大宗商品价格的峰值已经出现或至少不远了， 并认为商品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结束。这些分析无疑对理解当前的商品市场动态和预测未来方向非常有指导意义。

在这两个发言的背景下，我想补充一些意见和思考作为评论。

本轮大幅涨价的短期因素是商品消费替代和供应链中断

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考虑。

短期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疫情期间居民消费趋势明显下降，但商品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服务消费;二是疫情对大宗商品供给能力的压制和供应链中断，推动工业生产资料价格边际上涨。

具体来说，一方面，在疫情特别严重的2020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之间，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住宅部门消费出现了两种现象：

一是整体消费趋势明显下降;其次，在消费支出构成上，商品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非常大，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典型的全球现象，也是面对疫情的自然经济反应。

与上述国家相比，美国的不同之处仅在于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补贴使家庭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相对于疫情前有所上升。尽管如此，美国家庭部门的消费倾向也在下降。这些国家在用商品消费替代服务消费方面没有区别。

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工业生产在 2020 年第四季度恢复到高位，全球工业生产实际上超过了大流行前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全球工业生产的恢复带来了对一般生产资料的需求，这导致了需求侧商品价格的上涨。

另一方面，疫情对原油市场、集装箱市场和铜矿开采、冶炼、运输等影响较大，也对其供应能力产生抑制作用。这些压力在一些地区比其他领域更为明显，例如美国页岩油行业的供应能力和投资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这些供应因素对价格的普遍上涨，包括一般商品和工业生产资料，起了微不足道的贡献。

如前所述，到2020年底，全球工业生产已经恢复，但工业产能和供应链的弹性受到明显抑制，这自然导致普通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随着疫苗广泛接种和疫情逐步控制，服务消费将取代整体商品消费，这意味着近期耐用品消费将逐渐放缓;同时，供应链反应迅速，短期内供给能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这意味着目前面临的一些广泛的价格压力是短期和暂时的，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它们会在多长时间内消退。从交易角度来看，大宗商品价格高点可能已经过去，或者很快就会过去。

供应持续收缩、碳减排等长期因素值得关注

从长期来看，主要是供给侧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下跌导致投资疲软，供给侧整体收缩。从价格上看不难发现，从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峰值到疫情触底，大宗商品市场整体经历了十年熊市，期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很大。十年熊市最重要的影响在三个层面上：

一是在大宗商品开采冶炼领域，投资在下降，边际制造商在不断退出。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领域过剩产能的撤出和边际制造商的退出。因此，尽管有来回，但商品部门的投资在过去十年中普遍下降。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供应萎缩和投资下降。因此，未来的供应增长可能会出现问题。

二、

边际制造商的退出改变了商品市场的供给结构，使得寡头垄断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显加强。2020年的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将整个商品市场变成了一个高度寡头垄断的市场。

以石油为例，疫情摧毁了美国大部分页岩油产能，导致原油市场出现了俄罗斯和沙特两大寡头，双方的结合足以垄断定价，因此原油需求并未恢复， 但价格已经恢复。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市场可以快速反应，价格可以充分反映供求变化，但在寡头垄断市场中，价格容易上涨和下跌，产出不会及时响应价格信号。不仅是原油市场，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商品行业，例如铁矿石市场。

第三，价格长期下跌导致供需双方和贸易商整体持续减库存，疫情影响也引发集中库存清仓，导致需求恢复时库存缓冲严重短缺。在价格下跌的市场中，持有库存意味着赔钱。在这种情况下，库存数量普遍下降，从生产者到下游用户。疫情以来，需求大幅下降，大家选择卖库存，导致产销端库存清关异常。这种异常清仓带来的问题是商家手中没有商品，所以一旦价格上涨，所有商家都会选择补货，这会加剧涨价。同时，资金成本的

大幅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商家持有库存的机会成本主要是资金成本，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带来的异常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让商家以接近零的利率获得资金，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金成本的急剧下降将促使商家持有更多库存，从而推高价格。价格上涨反过来会增加持有库存的意愿，从而形成导致价格快速上涨的循环。

微观市场结构的这一系列变化解释了为什么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需求复苏上涨如此之大。

二、

全球碳减排浪潮改变了许多大宗商品的长期供需格局，储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能等技术变革支撑了一些基本商品的长期需求，也影响了市场预期;中国在一些高排放行业强制减产限制了供应，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总体来看，与中国因素密切相关的大宗商品自疫情以来累计涨幅较大，除需求回暖外，限产等政策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需求中的价格弹性导致“非线性”价格上涨

当供给收紧时，价格的需求弹性迅速上升，导致价格“非线性”上涨2016年猪头批发价格行情查询，这也是价格快速上涨的理论解释之一。直觉上，涨价一定有需求，但需求和供应如何相互作用？这需要进一步讨论。

例如，当需求增加1%时，当供应充足时，价格可能只会上涨0.1%;而如果供应非常紧张，那么1%的新需求可能会导致10%的价格上涨，并引发库存积累、趋势投机等力量。这就是供给的运作机制，即随着市场供给逐渐收紧，价格对需求的弹性迅速增长，每个需求点的价格涨幅都大得多。

从弹性角度来看过去的数据，我们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价格的总体需求弹性一直在上升。2015年和2016年出现了非常快速的上涨，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影响，而在这一轮价格上涨中，价格弹性的上升幅度仅低于2016年，基本商品价格的弹性似乎比当时更大，这反映了供给收缩条件下价格弹性的变化。

工业品价格范围很广，我个人认为，需求的影响占三分之二左右，供给的影响占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只看基本商品，可能会逆转，即供给的影响是主要的，需求侧的影响是相对次要的。

PPI-CPI传导机制失效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同意两位发言者关于CPI的观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相对较弱且非常有限。

这部分是由于中国消费疲软和猪肉处于下行周期;另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商品价格会通过成本影响建筑、建材、家具、装饰甚至家用电器，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些地区价格粘性大，价格波动小，商品成本低，因此CPI波动不大。

从历史上看，从 1980 年代到 2013 年，PPI 的上升总是迅速传导到 CPI 的急剧上升。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PPI的上涨极大地推动了包括猪肉在内的食品价格的上涨;但PPI的上涨推高了食品和猪肉价格，并不是因为成本上升，毕竟养猪成本和养殖成本并没有因为PPI上涨而发生太大变化。从历史上

看，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由于PPI的上升引发了农民生产部门的强烈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促进了库存重构，而这种重构促进了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进而构成了从PPI到CPI的传导，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重复传导机制。

但在2015年之后，这种机制似乎已经破裂。2015-2017年，PPI快速上涨期间，CPI反应较弱，猪肉价格和食品价格的反应也非常弱。

在本轮涨价中，如果参考2012年之前的情况，那么食品和猪肉价格将面临非常大的潜在上行压力;如果我们看看2015年和2016年的情况，那么猪肉和食品的价格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该参考哪段历史，因为我们对从PPI到CPI的深度传导机制中发生的断裂没有深刻的理解。

我倾向于认为，在这一轮价格上涨中，CPI不会有大问题。然而，为什么在2012年之前稳定运行了30多年的机制在2015年和2016年突然破裂消失，仍然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疑问。

对这种传导机制失效的一个推测性解释是：2013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变成了工业部门，虽然农民还在种地，但养殖的行为比传统的小农经营更像是企业，养猪也变成了企业养殖而不是散养的一种形式，即 我国农业部门已基本工业化，导致上述传导机制失效。但是，这种解释尚未得到证实。

对于宏观决策来说，关注通胀预期的稳定性并在通胀预期受到威胁时采取必要和强有力的措施极为重要。虽然我认为现在没有问题，但我们应该对这种潜在风险保持警惕。

政府应减少价格干预，维持市场运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市场决定价格，通过价格引导资源配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

粗钢、玻璃、土豆、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当前价格属于市场价格，它们的相对涨跌也是市场发挥作用过程的一部分，而这种涨跌本身就是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价格变化过于焦虑和过度关注呢？因此，对于价格变化，我提出三个想法：

首先，如果这些价格上涨和波动普遍影响人们的通胀预期，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进行干预。

其次，干预价格可能会扭曲市场并阻止其正常运作。

减少碳排放例如，碳排放

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对碳排放征税，只有当公司支付碳排放费用时，排放量才会减少。由于碳排放是在生产过程中支付的，因此碳密度高的中游到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是自然的，作为经济体系适应气候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无需干预。

反之，如果没有价格反应带来的调整，经济体系如何适应碳中和、碳达峰的前景，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前景？因此，在不影响和扰乱通胀预期的前提下，在我们前面谈到的碳排放和一系列机制下，商品价格必然会出现涨幅和波动，而这种波动是市场机制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指导资源配置的一部分。